起钱楷是五品京官，在家守制，阮元则是本地秀才，因家中殷实，主动刊刻了《七经孟子考文》。这木村蒹葭堂原是商人，却颇好文艺之事，听到《七经孟子考文》，自也眼前一亮。

随即，木村蒹葭堂也向程赤城说了几句日语，程赤城听了，转而向阮元道：“阮孝廉，木村兄对这《七经孟子考文》也颇有研习，得知你在大清国内刊刻此书，也是着实敬佩。不过他也想知道，这大清海内，究竟是如何看这《七经孟子考文》之中的考证呢？此书虽是东洋远道而来，可山井先生此书所据，乃是日本国中足利学校翻刻的上古写本，那写本多半已是唐人旧本了。彼时日本国王见了此《考文》一书，也赞叹不已呢。”他这里所言日本国王，乃是康雍乾易代之时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一说此书能西传中国，也有德川吉宗暗中推动之功。

阮元略一沉吟，也答道：“木村先生，此书初入海内，约是雍正之末，乾隆之初。距今正好六十年了，六十年间，海内学人对此书多有研究，可谓进益匪浅。太上皇帝编定《四库全书》之时，经部海外之书得以选录两部，此书便是其中之一。在下亦有志重校《十三经注疏》，是以对此书也颇多研习，在下家中有宋刻本古经十一部，按山井先生所据足利本，大多与在下所见宋本相合。其《论语》考文，多从皇侃《义疏》，应是真本无疑。诗书礼易诸部，亦多可取之处，唯其所据《孝经》虽名为孔安国注本，可所序多荒诞之语，只怕与《古文尚书》一般，犹是伪本，眼下唐元宗注本之下，《孝经》仍是无一善注，也实属美中不足了。”按清代因清圣祖讳玄烨，故而只称唐玄宗为唐明皇或唐元宗。阮元此番言语，多褒而少贬，亦属精当之语，可木村蒹葭堂听罢，又兼程赤城加以翻译，却略有些不快。

原来这木村蒹葭堂本是日本纪伊（即今和歌山）商人，家中数代都颇好藏书，间或有些古籍。是以他对日本所存古籍，也颇多自负，又知这《七经孟子考文》所本，乃是足利学校的唐人抄本，而近年清朝学者，也以得寻日本所藏古籍为荣。一时自然以为日本于古籍收藏之上，已渐渐胜过了清朝。他这番询问阮元，本有携古籍以自傲之心，谁知阮元推崇之余，却有不足之语，心中顿觉不乐，只以为阮元是清朝儒者，瞧不起海外学人。便问道：“这位阮秀才，您方才以为这《七经孟子考文》之中，《孝经》所据，乃是伪本，却又有何依据？不会是阮秀才未见先唐旧注，便以为唐玄宗之前，所有古注均已遗失了吧？”

阮元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