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

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