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夹克，戴着无边便帽，眼镜挂在鼻尖上，有块镜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栓。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

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的人来。”他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

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那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他说。

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但多数没有被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