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嘉勇侯，和中堂在翰林之时，曾与我等论及公孙衍、张仪之事。论及《孟子》之中，‘大丈夫’所谓何事。孟子有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朱子亦曾言明，公孙衍、张仪阿谀苟容，窃取权势，实乃顺从之道，而非大丈夫之道。”

“讲到这里，和中堂与我等言及，这顺从之道，与大丈夫之道，究竟有何不同。所谓顺从之道，其本质在于顺从之人，心中本无恒定的是非。相反，他们以别人的是非，作为自己的是非。似此般全无主见，凡事应声附和，便是顺从之道。而大丈夫之道，其关键在于，心中要有是非。故而，为学当以格物致知为本，只有勤加学习，方知何为是非，知道何为是非，便应遵循是非之道而行，而不应以他人意志之转移，言行之变迁为准则。和中堂这一番大丈夫之辨，实在让学生收益良多。”

和珅听了，嘴角间也不觉泛出笑意。其实这一段话，还真是自己在翰林时所讲。但当时和珅不过仗着聪明过人，对《孟子》章句随意解释，竟也能讲得通。而那日课业之后，庶吉士们每提及这段话，无不嘲讽和珅口是心非，没想阮元竟还记得，并且说了出来。

其实这“大丈夫之辨”，在《孟子》中不过是个较为浅易的话题，此时清代汉学发展已近百年，和珅这种解释，并不算特别高明。可在场人众，大多是为逢迎和珅而来，素无学问，几个逢迎和珅的翰林平日才学平庸，因此阮元这样回答，也无人觉得不妥。而且有了实据，福康安这边也就无机可乘。

福康安眼看自己两问，阮元应对得法，既留住了尊严，又不失于礼节，想来阮元绝非寻常儒生，只觉他兵法筹算之学上，同样颇有天赋。一时心中又恼又喜，恼得是自己没占到便宜，喜得是阮元若真能为自己所用，日后无论文治用兵，都必将事半功倍。

而且阮元这两次回答，也并无任何令人不快之处。福康安想着再问下去，一时也讨不到好，便不再发难，而是说道：“不错不错，你年纪轻轻，竟然对答如流，实在难得。只是不知你今日前来，带了什么礼物给和中堂啊？”

阮元道：“回嘉勇侯，和中堂授业之恩，学生自当相报。只可惜学生家中本不宽裕，买不到珍贵之物。学生家在扬州，内子原籍在徽州，正是盛产笔墨纸张之处。故而今日带来湖笔百支、徽墨百枚、宣纸百幅，以表学生敬意，还请和中堂见谅才是。”

和珅听了，也知道阮元此举，是为了回应自己送礼之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