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教训，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学者不学无术，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最终违了圣人本意。所以自顾炎武、黄宗羲以来，便大力呼吁“实学”而反对“空言”。

但所谓“实学”，本身包罗万象，具体到每一件事物，又有不同的做法。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进入清朝中期，学者多推崇顾氏，一时考据之学大盛，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一共也没留下多少，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

这些学者往往认为，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

其实清朝官方科举，并未直接认可汉儒，官方言及科举，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更是大力推广理学。故而清朝中前期，宋学占了绝对主流。可清朝进入中期，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学派后继乏人。一方面文网颇密，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只要被揭发出来，便可能是大逆之罪。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却暗中和朝廷较劲，你专用宋学，我便推广汉学。又有惠栋、戴震等人，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故而朝廷之外，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

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但乾隆颇有心术，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大逆”之心。所以言辞之罪，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非但不加罪名，反而听之任之。戴震本也不愿参与**，反而积极参与《四库全书》的修撰。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久而久之，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已经成了学政、典试之官，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江永之说的，不仅不会落榜，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

这时的阮元，尚未参与汉宋之争，但戴震这一番言论，却也让阮元心中，多了一个敬仰之人。阮元之后也再未见过戴震，三年之后，因编修四库，致力学术，戴震积劳成疾而终，年仅五十五岁。

这时戴震讲学已毕，江昉又回到堂中，请了戴震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