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崧逼着自请致仕的原大学士吴甡在担任山西巡抚时，曾经上奏崇祯皇帝的《抚晋疏》中说过，“历广武而东，寺儿沟、水峪皆有险可守，惟壶峪口宽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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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壶峪口宽衍难守，所以早在宋代，宋廷就在壶峪口设砦置兵坚守，金代在抵抗蒙古入侵时，更是将军寨升格为了军镇，到了明代，则在壶峪口出口处，建设了一左一右两个边长约15米的军堡一就近控制隘口，并在比邻的东山上布置有一座周长200米的军城及若干烽燧方便守备。

而现在，已经从虎贲师手中接过防守重任的腾骧师左厢旅第三团则以麾下1名哨长统帅2个队86名官兵及紧急招募的应县义勇并170人负责守备军城、军堡和烽燧······

看着被打退回去的蒙古兵，负责守备西堡的队长李梁不解的问哨长罗省道：“哨长，咱们为什么不在分水岭那边阻击鞑子呢？”

李梁在从虎贲师手中接过防务时就得知，整条壶峪沟是没有险要处可供守备的，但分水岭以南的前壶峪沟却是要比壶峪沟险要得多，更容易守备的，所以，他一直有些疑惑：“当初虎贲师不守，是因为他们兵力更加不足，我们好歹有八十多战兵、一百七十个辅兵，为什么不尝试顶在分水岭呢？”

京营在朱由崧的安排下，有意识的是接受的另一时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军事教育，因此在战斗地形选择上是不同于过去的军队的，所以，某些过去军队认为不可能坚守的地方，才更容易发挥京营的战力。

罗省摇头道：“真要把兵布置在分水岭一线，当然能挡住从前壶峪沟进攻的鞑子，但万一鞑子从前马峪沟方向迂回，就有可能绕到我们身后的，所以为了保守起见，还是守口最为安全。”

李梁不服气道：“我们也是通过征召的义勇兵才知道经由前马峪沟、石板沟能绕到分水岭后的，鞑子初来乍到，又怎么可能知道内中曲折呢？”

罗省笑了笑，然后收敛笑容，告诉李梁道：“你的话，当时我也跟团长说过，但团长回了一句，世上汉奸是很多的，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给鞑子带路呢？”

本时空中，虽然士大夫讲究什么华夷之辩，但老百姓却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更不会为朱皇帝死心塌地，因此一旦受到威逼利诱，能秉持民族大义的，十个中找不到一个，甚至就连口口声声忠君爱国、不仕胡虏的士大夫群体中，光说不练的也是不少，所以，别把老百姓的觉悟想的太高了。

李梁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