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的连续瘟疫记录。

如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等在崇祯十三年也爆发了烈性传染病流行，三地府志随后留下了“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的可怕记录。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

在大名、广平、顺德、真定等府，都出现了“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的现象。

时任太常寺正卿、右佥都御史的左懋第在奉命出京督催漕运时，就曾在半道上向北京飞报称：“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于是便出现了“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的恐怖场景。

到了崇祯十五年，天津也开始爆发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数百人”，以至于顺和店河西务支店、塘沽支店，祥福瑞塘沽支店都有大量人员死亡，谛听在华北的组织也在瘟疫的袭击下处在了瓦解的边缘。

鼠疫的散播是如此的广泛，而福王府又是从山东、河北等地照收了大量的流民，其中必然又鼠疫病菌的携带者，再加上崇祯十四年安东境内出现过数万只老鼠衔尾泅渡黄河的恐怖景象，因此鼠疫在云梯关集中爆发出来也是很正常的事。

朱由崧听罢皱了皱眉头：“爆发鼠疫的营地有几处？”

为什么朱由崧的话听起来多少有些处变不惊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这已经不是福王府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病疫了，这不，早年在小琉球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疟疾、在济州和虾夷地爆发过大规模的腹泻和霍乱、在南湾和黑龙江爆发过大规模的伤寒，因此见多了也就司空见惯了----福王府这些年通过各种手段一共获得了40万的移民，可最新的海外户籍显示，包括自然增长的移民后代在内，海外各王庄名下仅有37万余人口，之间的差额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庾死他乡的百姓；所以朱由崧和福王府上下对于出现大规模疾病是一早有心理准备的。

第二，朱由崧在安排陈实功弟子筹办杏林堂时就已经加以诱导，推动了口罩的应用以及提出了病患隔离制度，因此面对大规模疾病，福王府也是有应对准备的，不管救不救得了，至少，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