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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见黄惠贤《蜀汉尚书台之归纳与评议》。

举例而论，蜀汉延熙七年（244），大将军费祎前往骆谷迎击曹爽，镇南将军马忠则前往成都“平尚书事”。

七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马）忠成都，平尚书事。--《蜀书马忠传》

由于当时费祎与姜维“共录尚书事”（见前文注引《姜维传》），因此在费祎等人不在朝中的时候，身在成都“平尚书事”的马忠，便充当了代理宰相。

蜀景耀四年（261）卫将军诸葛瞻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平尚书事”，而大将军姜维则“录尚书事”。

景耀四年，（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蜀书诸葛亮传-附传》

有趣的是，“录尚书事”的姜维当时正在沓中屯田避祸，不敢返回成都；因此“平尚书事”的诸葛瞻与董厥，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从这个角度看，权臣即使加了“录尚书事”的头衔，也必须呆在朝中才能执行“录尚书事”的职能。一旦离开国都，其头衔所附带的权力也便随之废止。

不难看出，尚书机构的“内朝”色彩相当明显，他们必须呆在中枢，才能发挥作用。

咱们再来谈一谈秘书、中书和尚书这三个书的关系和矛盾。

原文来自于塔&读小说~&

“秘书”最初指宫廷秘藏图书，它在《汉书》中常与五经、谶纬、图籍等词汇连缀使用。

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汉书刘向传》

秘书一职，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与《续汉书百官志》，大约在东汉末期出现。

这一机构最初负责“典司经籍”（见《通典》），后来逐渐成为统治者身边的亲信，与“尚书”的出现、发展过程类似。

秘书机构，在曹丕执政时期（220-226）被改称为“中书”，由当时两位得宠的秘书郎刘放、孙资出任秘书监、秘书令。

魏国既建，（刘）放、（孙）资俱为秘书郎。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魏书刘放传》

刘放与孙资“久专权宠，遂掌机密”，显赫于魏文、魏明两朝，还在曹叡病重时篡改遗诏，乃至“执帝手强作之”。权势之重，隐隐已经超过了尚书令。

（刘）放曰：“宜为手诏。”（明）帝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