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做了，单单这一项就能耗尽一个政权所有的行政力量！

李伯山居然就此严惩自己的心腹下属，这所反映出来的律令严明甚至都超出了陈霸先能够理解的范畴。统治虽然是一种剥夺，但想要发展为稳定的统治，那就必须要进化成为交换，用你所需要的来换取我所需要的。

陈霸先同样也非常强调军纪，当年大军平定侯景叛乱时，众多的军伍都在城中抢劫掳掠，唯独陈霸先约束部伍、没有参与这样的暴行，之后他能比较顺利的掌控建康局面，也和这一点比较有关系。

但就算是陈霸先，也并不觉得军纪需要严明到这种程度，或者说没有这样的能力维持到这一步。因为军队是其权力来源，而将士们之所以听命，除了对于荣誉和前程的追求之外，也是需要满足他们当下的各种生理需求。故而一定程度的放纵，既能保持军队的活力，也能降低养军的成本。

从这样一件事情当中，陈霸先感受到的是李伯山对其内部的绝对控制、以及在军队建设上所投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感受到李伯山的勃勃野心。

因为自古以来，道德就是比暴力更高一等的统战工具，同时也需要使用者有更强的力量与更高的技巧。如果罔顾现实而陷入对道德盲目虚无的追求，对个人而言会摧毁他基本的价值观，对一个政权而言则就是自取灭亡。

李伯山显然不是一个盲目追求道德**的愚人，而其宁愿花费最高的成本来维持一个更加严明的军纪，不只体现出更加深厚的底蕴，也意味着需要获得更高的回报。

再联想建康保卫战以来他明明在大胜形势之下却感觉处处受制于人，陈霸先的心情便不免更加的低落，虽然自觉有些不乐观，但还是忍不住询问道：“徐尚书此番接洽长安侨人，不知有多少希望重返乡土？”

江陵之战给南朝带来的另一大伤害就是大量时流被掳走，以至于江东才士乏乏，甚至连一个基本的朝廷文武班底都凑不齐。

因此这一次与西魏通使，陈霸先也是希望能够借助徐陵的影响力，看一看能否从长安再召回一部分原江陵朝士，起码把人事框架给搭建起来。

但在听到徐陵对关中人事的描述之后，他心内也不免变得有些信心不足。他本就不是江陵潜邸旧人，与那些江陵时流乏甚交集和号召力，而西魏的政令又如此严明有序，并没有对南人群体性的压迫与制裁，只凭着乡土感情的感召，怕是没有多少人肯放弃刚刚有所稳定的生活。

果然徐陵在听到这个问题后，便不免面露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