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固然雄才大略，财政上由于元末明初特殊的形式定下了实物赋税制也就罢了，偏偏他还搞了個祖训，让后世子孙不得轻动。

在物资匮乏的阶段，实物的流通当然是符合庞大帝国财物需要的。

但帝国恢复到一定经济水平之后，仍旧死守着实物赋税制度，那就有点离谱了。

而它们能被保留至今，只在有些方面折银，那自然是由于帝国的高管们发现这样很有操作空间。

拿金花银举例。

财计大事，莫过于禄饷。大明财政收入，首先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大方向：一个是给皇室宗族的岁供，一个是其他。

皇帝为了自己的生活，紫禁城里的主仆都靠皇帝养着；为了坐稳江山，要给在京的文武群臣发俸禄，要时不时赏赐，要负担那些只对皇帝负责的部门的开支。

都城还在南京时，啥都是朱元璋的，那个时候户部还没有太仓库，他尽可支配。

朱棣迁都北京后，财税重心却在南方，那么就要运大量钱粮物资到北京了。

皇帝、妃嫔、皇子在北京，大多数勋戚在北京，还有那么多的京官、京营。

他们的消耗是个巨大数字。

整个大明，田赋约在两千七百万石上下。这其中，约四成要留在地方，剩余六成则需解运。

这六成之中，又有四成征收自北方，基本要用作九边军粮；剩下六成约一千万石，百余万石留南京，剩余本该悉数解运到北京。

但一条漕河，一年运力大抵也就运四百多万石粮入北京。

而粮食从南面运到北面，一路上解送、损耗也是个巨大数字。

正统初年，朱祁镇还年幼，官员们想了个法子：运力不够，而漕河运粮主要便是为了皇帝岁供和京官、勋戚、京营俸粮，顺带供应都城百姓。

京城其实每年也吃不完八百万多万石粮食，粮食放着便坏。

不如这样：把该解运至北京的四百万石粮食，四石粮食折银一两，计有百万两，直接运银子到京城。这部分银子，全给皇帝，那么还可以再运粮四百万石抵京。

既满足了京城的粮食所需，又完成了田赋收入该有千万石解送至两京的任务。

没什么大问题，年幼的朱祁镇和当时的张太后也不懂太多，开心地接受了。

至此，大明帝国定额的田赋里，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五的份额永久地固定了下来，折银百万两解送京城入内帑，是为金花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