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烤着鳟鱼，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去**索拉雅的头发。“只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厌倦了这一切。“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她低声说。

听到这个，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给烤炉盖上盖子。“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那是个选择。”索拉雅说。

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我知道这很蠢，也许还有些虚荣，”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说，“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我总是梦想，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我梦想有一天，我看着他的眼睛，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笑起来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没有……这有错吗？”

“没有。”我说。

“我很自私吗？”

“不，索拉雅。”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

“不，”我说，“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并且，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

她把头靠在车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

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关于收养……这件事，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幽幽叹气。

“首先，他们长大**，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他说，“你们对此不能抱怨。你们操劳多年，所做全为了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离家出走，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忘记。”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索拉雅说。

“我再说一件事。”他说。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谈阔论：“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我在喀布尔之时，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还认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们问起，我可以坐下来，细数他好几代祖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