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星期，开学了，我如释重负。学生分到了新的笔记本，手里拿着削尖的铅笔，在操场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尘土，三五成群地交谈，等待班长的哨声。爸爸的车开上那条通向校门的土路。学校是座两层的古旧建筑，窗户漏风，鹅卵石砌成的门廊光线阴暗，在剥落的泥灰之间，还可以看见它原来的土黄色油漆。多数男孩走路上课，爸爸黑色的野马轿车引来的不仅仅是艳羡的眼光。本来他开车送我上学，我应该觉得很骄傲——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尴尬，尴尬和空虚。爸爸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掉头离开。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跟人比较斗风筝的伤痕，而是站到队伍中去。钟声响起，我们鱼贯进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后面。法尔西语老师分发课本的时候，我祈祷有做不完的作业。

上学给了我长时间待在房间里头的借口。并且，确实有那么一阵，我忘记了冬天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让它们发生的事。接连几个星期，我满脑子重力和动力，原子和细胞，英阿战争，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绪总是回到那条小巷。总是想到躺在砖头上的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想到那些将雪地染成暗红色、几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让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诉他我要给他念一个刚写的故事。他当时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手忙脚乱把衣服晾好的样子让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们爬上山，稍作交谈。他问起学校的事情，问起我在学什么，我谈起那些老师，尤其是那个严厉的数学老师，他惩罚那些多话的学生，将铁棍放在他们的指缝间，然后用力捏他们的手指。哈桑吓了一跳，说希望我永远不用被惩罚。我说我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不过我知道那和运气没什么关系。我也在课堂上讲话，但我的爸爸很有钱，人人认识他，所以我免受铁棍的刑罚。

我们坐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在石榴树的树影之下。再过一两个月，成片的焦黄野草会铺满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绵绵，比往年持续得久，到了初夏也还不停地下着，杂草依然是绿色的，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其间。在我们下面，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平顶白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院子里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在和风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们从树上摘了十来个石榴。我打开带来那本故事书，翻到第一页，然后又把书放下。我站起身来，捡起一个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