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之所以尊儒,也正是因为他心知凭借如此来掌握权力的平衡,只是一时之策,而儒家的思想,正对他的胃口。
在苏莱曼的支持之下,儒家开始深入帝国的许多层面。
而又因为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权力,本就一盘散沙,各种信仰和种族盘根错节,在这强力的苏莱曼主导之下,儒生们可谓是如鱼得水。
因为若是奥斯曼铁板一块,他们自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反而是这样支离破碎的局面,给予了他们足够的空间。
通过商队,这奥斯曼国的情况,早已传遍了关内两京十三省,许多落魄的儒生,终于又看到了一条有希望的路,此时不得不西行,他们想前往奥斯曼去看看,寻觅一条出路。
甚至听说,奥斯曼已开始举行科举,并且以八股文为主。
这向西的道路上,充塞了不少下定决心的读书人,他们跟随着商队,开始了艰难的旅程。
而对此,兰州知府自是奏报。
这奏报送到了朝中,一时哗然。
读书人,无论他们才学如何,到底有几斤几两,又或者是被西山书院的人再如何看不起,可他们终究还是中原王朝数百上千年来,最优渥的一个群体,现在大量西行,这岂不是我之珠玉,却弃如敝屣,反而让奥斯曼人视为珍宝?
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健觉得事态严重,倘若只是三三两两的读书人西行倒也罢了,可人一多,其影响就极大了,他在奏疏中的票拟中的建言是希望朝廷阻止,另做打算。
弘治皇帝对此,也权衡不下。
方继藩那儿,对此事倒是乐见其成的,用他的话来说,儒家的责任,就在于传播圣学,奥斯曼国人口诸多,乃天下中心之地,倘若也能知礼乐,这是旷古未有,居功至伟之事。
将四书五经交给奥斯曼人,借此机会扩大与他们的贸易,这有何不可呢?
甚至方继藩认为,这是值得鼓励的事。
面对下头的大臣们,弘治皇帝道:“方卿家有一句话,颇对朕的胃口。我大明人口本就诸多,再者,自从粮食增产以来,医疗条件改善,许多人家,一户竟有孩童四五个之多,只需数十年不到,这人口便又要至极限,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因而,若有百姓出海,亦或是西行,既可使这天下尽有汉民,又可传播圣学,这有何不可?这正是圣人的希望啊,圣人在时,为传播圣学,不惜周游列国,四处传授圣学,如此,才有今日,可到了如今,这堂堂名教,为何却都只躲在书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