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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心事重重，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进。“六六，别拿脸色给妈看。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人活着比啥子都强，不要有非分之想。”母亲坐在床边，边说边用针线缝枕头套脱线之处。

好几天没见母亲，母亲还是揪住老问题不放，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不安分。我赌气地说：“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亲说，“你的三姨，我的亲表妹，比一个妈生的还亲，不就是没活成！”

母亲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那是1961年刚开春。三姨躺在床上，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皮肤透明地亮，脸肿得像油纸灯笼。母亲熬草药给她洗身治病。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人，雇了个小伙计，日子过得还像模像样。50年代初，不仅不能雇伙计，店铺也“公私合营”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监狱的，他在茶馆里说，现在新**当家，样样好，就是他个人的日子还不如以前好。被人打了报告，一查，他参加过道会门，就被当作坏分子送去劳改了。

三姨为了活命，只好自己去拉板车，做搬运，抚养两个年龄很小的儿子。两个儿子先后得病死了。她没力气拉板车，就到菜市场捡菜根菜帮子，给人洗衣服。

母亲听人说她病重，赶过江去。

她一见母亲就泪水涟涟，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紧抓母亲的手臂，说：“二姐，你看我这个样子，是等不到你妹夫回来了。”

母亲赶快给她做开水冲黄豆粉羹，那时，都说豆浆营养好，能救命。三姨不吃，说你家那么多口嘴，二姐你带回去。

母亲把那袋豆粉留下了，她没有想到三姨会死得那么快。

那是1961年初冬一个礼拜日，母亲在堂屋，一个憔悴不堪的男人，挺陌生的，从院门口朝她一步一挪走来。走近了，男人开口叫二姐，母亲才认出他是三姨夫。他七年劳改，坐了四年，还应当有三年。母亲吃惊地问你咋个出来啦？

三姨夫也不坐母亲递上去的凳子，就坐在我家门槛上。他衣衫极为破烂，眼睛几乎睁不开，以前他一说话就笑，并且很会说笑话，还能稳住自己不笑，让别人笑个不停。爱干净，头发总梳得有样式，哪像这么一头野草，还生有许多斑疮，而且哪会一**坐在门槛上？

他说劳改营里没吃的，犯人们挖光了一切野菜，天上飞的麻雀，地上跑的老鼠，早就消灭得不见影子。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