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进一步得到了嘉庆信任。同时，张鉴也从杭州意外来到了京城，阮元看自己学生主动入京看望自己，心中大喜，这日便也请了张鉴到衍圣公府，想着和他一叙师生之谊。

这日席中另有两名文士，一人是阮元所邀，另一人则是与张鉴同来京城。一时间各人烹好了茶，便也说起阮元修书之事来。张鉴熟悉杭州情况，主动对阮元道：“老师，杭州的同学们，还有镛堂、积卿各位先生，这次听闻老师入了国史馆，准备编修国史儒林、文苑二传，可是高兴得不得了了！这才两个月，就有不少治学之人，主动把家中先祖的行状碑志寄给了我们，辛楣先生、抱经先生（即卢文弨）族中子弟，各有年谱，都托学生带了过来，还有这仁和县的孙志祖孙御史、丁杰丁教授……好多名士人家呢。如今我们有了这许多文稿，作一篇上佳的儒林传出来，当是水到渠成啦！”

“是啊，历朝儒林、文苑二传，有内容翔实，文字兼优者，亦有语焉不详，言行寥寥者，其中区别，当是国史修订之时，行迹采集便有不同。如今我们有了这么多人支持，这国史儒林传，我当亲自主稿，务使先贤逸事，永存于后世啊？”阮元想着自己虽然是贬官之身，却也能为修史尽一份心力，自是满意。看着张鉴身旁和自己身旁的两名年轻文士，却忽然想起，自己只是听张鉴说起他同来之人，还没给二人相互介绍，便也对与自己同来那人道：“星伯，方才忘了告知于你，这位是乌程张鉴，字春冶，在杭州之时，就是我的学生，与他同来那位，名字叫做严可均，字景文，是春冶的同乡，也是听说我在京中编修《全唐文》，才一同过来的。春冶、景文，这位是翰林编修徐松，字星伯，他做翰林的功夫，可要比我当年刻苦多了，这几年时间，星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宋会要》五百卷，这可是当年修四库的时候，都没有辑出的宋人经典，他这一辑录出来，天下学人，自当多添一部佳作了。”

“是吗？芸台先生，这样看来，后学这一次来京城，是来对了啊！”那名叫严可均的文人本是举人，做过教谕，这时只在安澜书院教书，听阮元讲起徐松之事，也不觉感叹道：“后学多年之前，便想着朝廷既然要修《全唐文》，那为何李唐之前佳作，竟不能再辑成一书？只是朝廷之中，似乎无人愿意再修新书，是以后学想着，若是有可能，就由后学自己来修吧！只是后学读书虽多，却也有不少典籍，一直遗憾未见，这《永乐大典》修成于明，或许就能多保存下来一些前唐文章呢？只是先前后学家中清贫，竟是无缘入京，所幸后学眼下主讲的安澜书院